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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當今周恩來研究的最新成果
——第五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評
日期:2019-03-05           來源:黨的文獻


2018年3月1日,習近平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周恩來的歷史功績和崇高精神品格。為貫徹講話精神,繼續推進和深化周恩來研究,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南開大學主辦了第五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國內外的共12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上,學者們圍繞周恩來的歷史功績和品格風范、周恩來與中國政黨和中國政治、周恩來的人際世界和統一戰線、周恩來早期史實考證及民主革命時期生平思想、周恩來與新中國建設、周恩來外交思想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和討論。主要觀點和學術特色綜述如下:


關于周恩來的綜合評價和思想品格

周恩來與中國政黨和中國政治關系的研究很受關注。學者們探討了周恩來與中國政黨建設、周恩來與政治制度、周恩來與政府管理等問題。有學者分析了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周恩來是黨內較早開始思考執政黨建設問題的領導人。他通過黨的自身建設、黨派關系處理等方面的政治實踐,推動著中國共產黨探索執政黨建設規律。

周恩來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關系是本次會議的一個關注熱點。周恩來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著自己的特殊貢獻。

有學者分析了周恩來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包括設計嚴格的召開一屆全國人大的程序、向政協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說明、作為選舉法起草委員會主席領導制定新中國第一部選舉法、作新中國第一個政府工作報告等等。

有學者指出,周恩來闡明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普選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的前提和基礎;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組織原則;要在國家制度上加強人大及其代表對政府工作的監督等重要思想和觀點。

還有學者對周恩來重視人大代表監督職能的思想和一些具體措施做了研究。

學者們認為,周恩來的這些思想與實踐對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周恩來與政府管理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關系是近年來的一個研究熱點,本次會議的研討內容也有所涉及。

有學者研究了周恩來在國務院設立初期所體現出的行政思想與行政方略,包括周恩來與行政決策制度的完善,與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提出,對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探索等等。

有學者專門研究了周恩來與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務院政法委員會的建立,指出從該機構的架構設計,到人員遴選、職權設定、具體運行等諸多方面,周恩來均付出了巨大心血和精力。

還有學者認為,周恩來在創建人民政協的實踐中,逐步完善了對人民政協性質、功能等理論問題的思考,始終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各方力量的角度來設計和開展人民政協工作。

這次會議的一個亮點是,定量分析法被運用到周恩來研究中。有學者對周恩來所作的歷次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數據分析。一些學者對周恩來與國務院機構的變革、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的設立和運行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還有學者研究了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是如何堅持以務實的態度解決實際問題的,指出:周恩來堅持在處理黨內問題上,既要遵守紀律、又要維護團結;既要堅持原則,也要講究方法,在解決矛盾的各種條件不成熟時,能夠耐心等待。他正確地吸取了歷史經驗,在工作上爭取了主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盡量糾正錯誤,減少錯誤造成的損失。


關于周恩來的人際世界和統戰工作

關于周恩來早年研究雖然已經成果豐碩,但本次會議論文仍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新進展。

有學者考證了《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中的部分史實,對周恩來生母的病逝時間、周家何時遷居淮安、周恩來抗戰時期到底是哪一天到紹興祭祖、周恩來訪問朝鮮的題詞等問題提出了新見解。

有學者研究了《申報》關于周恩來的報道,將 1919年至 1920年《申報》有關周恩來的報道與《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互相印證,梳理出周恩來當年的活動脈絡,進一步深化了周恩來生平研究。周恩來親屬也撰文回憶了民主革命時期周恩來的部分革命足跡及周恩來與先輩的親情關系。

學者們還圍繞土地革命時期的周恩來研究進行了討論。

有學者以蘇區反“圍剿”斗爭為例,說明了周恩來是一位既堅持原則又顧全大局的模范。他在蘇區工作,能堅持實事求是,既維護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領導權威,又盡力糾正“左”的錯誤和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育了全黨全軍,在周恩來等的努力下,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毛澤東重回紅軍領導崗位。

還有學者研究了紅軍時期周恩來主持的紅軍建設問題大討論、紅軍軍事戰略問題大討論和紅軍作戰指揮問題大討論,指出,周恩來在這三次大討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每一次都使得紅軍回到了正確的路線上來。

還有學者運用新史料研究了周恩來與 1927年確山縣農民暴動問題,周恩來與抗戰時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南京辦事處的建立等問題。

有學者查閱史料后提出,周恩來是創辦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實際倡導者和參與人。在西安“八辦”(包括其前身紅軍聯絡處)存在的10年間,周恩來曾留住西安“八辦”15次,累計107天。在這里他開展了大量統一戰線工作,參與處理了黨內重大問題的決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周恩來在西安“八辦”期間的主要功績是:經過艱苦努力,多方斡旋,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廣泛昭示抗日救國意義,全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制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等。

學者們同時提出了一些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如關于《八路軍駐陜辦事處大事記》中需要進一步考證的問題等。


關于周恩來與新中國建設

周恩來是杰出的外交家,其外交思想、外交風格、外交業績等歷來是研究的熱點和重點。本次研討會的文章中,既有對周恩來外交思想的總體論述,也有對其領導開展的對外關系的具體研究。

在周恩來外交思想的總體論述方面,周恩來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研究重點。

有學者從“一帶一路”的視角分析了周恩來的外交貢獻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時代價值。

有美國學者引用原始檔案,闡明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是如何爭取中立國家的,指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作用和深遠影響。

也有學者分析了周恩來外交思想中的國家利益觀,認為其主要包括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三個方面,體現于處理國際關系的實踐中。

學者們認為,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總理及首任外長,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遠見卓識,從新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家建設的需要出發,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樊籬,在新中國的外交中提出了與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

學者們還指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等互利”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核心,國家富強是和平共處的后盾,堅持和平共處既要有制度自信也要有危機意識。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要堅持策略上靈活性和形式上的多樣性,在具體方針上還要注意求同存異。

在周恩來與中外關系研究方面,這次的會議論文涉及中蘇關系、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國和亞非國家關系等。

俄羅斯學者研究了周恩來與20世紀50年代中蘇關系的發展,對周恩來的外交成果給予了很高評價。

學者們認為:周恩來在多個場合下參加了重要的外交活動,扮演著捍衛中國國家利益的斡旋者的角色。在周恩來等的外交努力下,蘇聯與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合作與互助體系形成。

俄羅斯學者高度評價了周恩來在中蘇“黃金十年”間外交活動中所展現出的風采和素質。

學者們還研究了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三次訪蘇的過程和結果,認為這三次訪蘇均取得了重要成效,在建設中國經濟、拓展中國外交、發展中蘇關系,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產生了積極影響。

關于周恩來與中美關系,有美國學者以解密檔案及文獻資料為基礎,考察了周恩來在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大量工作,研究了他在各類談判的過程中,如何堅決執行中央決定,并隨時對情況進行正確分析判斷,以便毛澤東根據形勢作出下一步指示。中國入朝參戰后,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進行了以愛國主義為主旋律的廣泛群眾動員,并由此形成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一系列革命性變化。

關于周恩來與中日關系的研究,有學者總體論述了20世紀5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周恩來在中日關系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周恩來不僅是對日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也是重要執行人,為推動中日關系的改善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有日本學者分析了中日兩國建交時周恩來處理領土爭端問題的思考和方法,認為這其中體現了周恩來“求同存異”的精神。

有緬甸學者探討了周恩來訪問緬甸和中緬建交等問題,對周恩來的外交方式方法給與了肯定。他所引用資料多來自于緬甸,拓展了周恩來研究資料的來源。

還有學者通過考察周恩來出訪的時機與目的,分析周恩來訪非的核心議題,探討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動因與效果,指出審視周恩來訪非與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周恩來訪非是一次戰略性訪問,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政策調整從理論創新到制度設計再到實踐驗證的逐步深化過程;第二,周恩來出訪非洲的主要動因,不是來自外部壓力,而是來自于內部的外交政策調整;第三,從實際效果看,以這次出訪為標志,中國外交成功實現調整,推動了新中國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到來。

通過對第五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要成果和最新觀點的評述與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當前中外學者對周恩來研究熱度不減,對其歷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如“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擺渡人”“黨的組織和國家機器運轉的中樞”等評價,就是學者們充分認可周恩來歷史功績的體現。

不少學者利用了新史料,采用了新視角和新方法,深化了周恩來研究。傳統研究熱點如周恩來與統一戰線、周恩來與新中國經濟建設、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等依然受到關注,但研究方向已呈現多元化趨勢,涉及到周恩來與科技教育、文化藝術、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國防建設、 秘 密 戰線、人際關系等各方面。

當然,學者們的研究也還有可以進一步提升的地方,比如對新史料挖掘和利用不夠,沒有充分利用新出版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4至13卷等。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新史料的披露,預計未來周恩來研究趨勢將大致如下:

一是周恩來研究會越來越細化和多元化,將會有更多的學者把重點轉向周恩來與民生方面的具體問題,周恩來與中國科、教、文、衛、體各行業的建設問題,周恩來與中國和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外貿關系問題等的研究;

二是各種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自然科學的方法將不斷引入周恩來研究中,比如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新的計量方法將會得到運用。

當然,傳統的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等還會存在,而且在一段時間內還將占據主體地位。但是,不管方法怎么變,學者們嚴謹客觀、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不能變。

﹝作者徐行,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陳曉辰,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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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岳雪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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